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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专家圆桌:深度调整之年的改革策
发布时间:2025-08-19
 编者按:2012年是深度调整之年。如何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挥别狭义的经济改革?如何以转变政府职能、调整财税体制、释放要素红利、调节收入分配、推动国企改革、构建以现代农业为基础的城市化进程为突破口,破除束缚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平稳有序转型的体制、机制性障碍?种种疑惑或许可以从近期举行的“财经2012”等各种论坛会议上获得答案。  引言: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近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成

  编者按:2012年是深度调整之年。如何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挥别狭义的经济改革?如何以转变政府职能、调整财税体制、释放要素红利、调节收入分配、推动国企改革、构建以现代农业为基础的城市化进程为突破口,破除束缚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平稳有序转型的体制、机制性障碍?种种疑惑或许可以从近期举行的“财经2012”等各种论坛会议上获得答案。

  引言: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近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快速发展过程中,亦暴露出一些新的问题,如居民收入增长未赶上经济增长速度,贫富差距扩大等。如何让民众分享经济增长成果?

  国研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表示,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未来改革大概有三步,我们现在仅仅走了第一步。

  吴敬琏表示,第一步是所谓目标模式的确定。现在说法叫顶层设计,顶层设计的确定。第二步是制定各方面改革的方案设计。并且根据各方面改革把他们之间的配套互动关系做出一个总体规划,或者叫做行动的纲领。第三步就是实施这个行动纲领。打破阻力把各项改革落到实处。

  吴敬琏指出,总体规划设计要环绕完善竞争性市场体系,对财税体制、金融体系、国有经济、市场监管、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的改革方案作出设计。

  “制定整体规划,明确改革的重点,作出各项改革的实施步骤和配套关系,包括与宏观经济环境的配套关系的安排。”

  吴敬琏表示,现在看来十八大明确了我们到底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十八大重申我们要坚持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这样就把全面深化改革提高了执政党的议事日程上来了,所以说第一步已经走出去了。

  吴敬琏还表示,中国贫富差别巨大,主要原因是来自靠权力取得的收入,这部分极富人群的问题,不是所得税,也不是其他的税收能够解决的,要对权力进行监督限制,不能让这些人凭权力发财,而且要给予严厉的惩罚。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高西庆表示,中国收入最高的10%人群挣的收入是全国总收入的57%,他们的财富占到80%。

  他表示,在过去30年很多商人通过自己的智力跟自己的勤劳致富了,但是不管是政府还是社会群体对他们的尊重是不够的。目前在中国还存在着严重的仇富心理,认为富人所取得的财产都来源于不正当的财产。且自古以来,商人都被看做是下九流的行业,而做官的却高高在上。这种观点混淆了富人和财产权两种概念,中国应该尊重对于私人财产的保护,建设一个法治社会,只有这样才会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距离。

  现在传言说很多企业家移民出国了,不管这些传闻是不是真的,至少都能够表明一种情绪。即在中国这个最有活力的经济体中,人们觉得我们的经济出现了问题,政府必须要对这种担忧有敏感度。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表示,目前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比较低有很多因素影响,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如果让存款利率市场化,对于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有帮助。

  目前,政府可支配收入占比和企业可支配收入占比都比较高。国有企业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较高,国有企业利润分红相当大的一部分没有分配到居民手中,而是在国有企业内部进行再投资。有统计显示,国有企业的分红占投资的三分之二,如此使得企业受市场的约束较小,更有可能造成过度投资的现象。此外,政府的管制、审批也需要进一步的简化和改革,促进竞争性市场的形成。

  在公共政策方面,白重恩说,我国的社会保障政策应该与人口变化相适应、与城镇化建设相适应、与区域多样化相适应、与可持续发展相适应。他表示,我国社保缴费率过高,不利于分配体制的改善,不利于扩大内需,也不利于城镇化的进程。

  博源基金会理事长秦晓表示,当前是改革的窗口期,一方面由于传统模式支持条件变了,社会压力出现了。另外一方面,现在启动改革是非常好的机会,有压力就会产生改革。现在是改革和革命在赛跑。

  他说,传统的增长模式已经失灵,这是改革的前提,传统模式政府主导,投资驱动,这都是环境资源代价。新的时期已经到来,新时期要挖掘新的增长动力,找到一条更均衡更公平,更绿色的发展道路。

  他认为,所谓传统模式失灵的外部原因和基础原因,一个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我国长期以来取得的进展是赶超型,靠规模要素投入做的。未来不能靠这种规模投入赶超型,要有创新型。我国的制度、人力资源,还没有显示出我国已具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样一个条件。

  他认为,政府一主导产生了的温床,政府主导已经成了问题,也需要去改革。对于国企需要政府主导的看法,秦晓认为,这个问题在改革的初期有过正面的作用。但总体来讲它有三个大问题。第一,政府一主导必然去破坏价格,扭曲价格,扭曲资源配置,管制、经济、增加交易费用。第二,政府一主导产生了的温床。第三,一定时候形成路径依赖和特殊利益团体。

  引言: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必由之路,其现实意义和迫切性日益突出。近年来,国土资源部等部委牵头进行了诸如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征地制度改革、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等主题的试点,如何让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以公共利益为名进行的征地如何规范有序?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表示,工业中用地的浪费现象非常严重,需要我们一方面对征地制度进行改革,另外一方面用地制度也必须改革。

  陈锡文指出,从目前的供地总量看,按年度平均,大约40%左右的土地是出让给工业企业,而地价又相对处于最低位置,而地价过低便会产生诸多问题,工业中用地的浪费现象是非常严重。

  他认为,工业用地扭曲的情况实际上导致了工业用地的不正常。为了给工业提供比较低价格的土地,在征收农民土地的时候不得不压低补偿,农民不愿意,于是整个征地总收入中补偿费用又大幅提高,导致商业、服务业和住宅用地的价格大幅度提高,以此弥补土地利用中利益不平衡导致的财政缺口。所以,通过对工业用地进行改革的措施,实际上将更有力更实际的推动征地制度和用地制度的改革,也可以真正形成一种节约用地的局面。

  陈锡文还指出,在我国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征地机制导致地方政府偏离政策局面,过度追求土地财政,而一些企业则追求以更低的价格拿到土地,以待增值。这些扭曲的市场经济行为让征地制度改革变得非常必要,同时整个土地制度的改革也非常必要。

  “政府在制定政策、研究制度变化,应该充分吸取底层变革的理由,不能完全靠顶层设计。”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博源基金会成员周其仁说。

  对目前土地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周其仁指出,过去我们体制是一个划地为牢的体制,城乡之间不同产业、不同地方,包括城市之间都是不能轻易动的。这种不能动的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改革以后增加了经济自由,但人移动容易,而土地移动非常难,土地的权利界定比人资产的权利界定困难。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两之间的不匹配,人口的流动性跟土地资源配制的灵活性之间有冲突。

  周其仁还强调,城市和工业用地除了通过国家征地卖地,还需要有另外一条获得土地资源的途径,这是最有价值的地方。目前市场轨道还是一个初期的阶段,发育不成熟,有的还依附在原来的行政主导的情况下,但是也不乏存在新苗头,直接将资源组成一个公开拍卖的市场,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去发行价格,制定价格,评价它的相对稀缺性。这样慢慢可以让土地资源的配制和人口流动之间得到更佳的配合。

  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的副院长,经济学系主任雷鼎鸣指出,为了促进转型,我们必须要进行土地政策改革,必须要允许农民售地,不能让他们被迫以低价出售自己的土地。

  雷鼎铭认为,为了促进转型,必须要进行土地政策的改革,并且必须要允许农民售地,这里有很多优势,第一,来到城市的移民会有更多的资本来投资,国内消费会增长。我们现在认为中国的国内消费不够高,但是如果能够刺激国内消费,这便是一个重要的方法。

  “如果能够允许售卖土地,那么他们就有更多的钱来消费了,并且农村土地使用率也会上升,但是我们必须要保护农民,不能让他们被迫以低价出售自己的土地。”雷鼎铭说。

  “现行的土地管理制度基本上符合中国的国情,无论在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上,现行的土地管理制度,有力地支撑了改革开放30年来这三化的进程,在这三化的进程中,有今天这样的发展成果,基本上顺利的发展进程,这个过程里面应该说得益于现代的土地制度。”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胡存智说。

  胡存智说,现行的土地管理制度可以用五句话来归纳一下,以用地保护为目标,以用土管制为核心,以市场化配制作为方向,以产权管理作为基础。这样的制度从目前来看,是顺应了整个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

  胡存智表示,当然,现行的土地管理制度也存在一定问题。至于要进行什么样的土地制度改革要满足四方面的条件。

  第一,要对现行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进行深化完善,使得更好地按照国家确定的主体功能区规划,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建设美好家园,为生产生活生态的空间留下足够的余地,形成协调搭配美丽的移居城市和乡村。

  第二,要对土地的集约节约的用地制度,有偿使用制度,包括市场上经常说到的土地的资产,资本的管理制度,以及涉及到土地财政的,土地的加税费的贴息进行协调的改革。

  最后,加强土地的权益保护,进行土地登记,土地产权保护这样的制度改革。“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也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事情,绝对不是用一个简单的制度就能把城镇化进程中诸多的问题,用一个制度就能解决的。所以我们应该要按照统筹协调,积极稳妥的方式推进土地制度改革。”胡存智说。

  引言:2012年,在外需不振和增长方式调整双重压力下,中国经济增速出现持续下滑。

  在即将到来的2013年中,中国经济如何实现推进结构转型和保持一定增速的双重目标?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表示,中国经济在增长方式及结构调整方面仍无实质进步,明年GDP指标不宜过高,应为改革预留出空间。

  姚景源指出,今年中国经济增长7.5%的目标完全可以实现,在连续7个季度经济下行及世界经济复苏缓慢的大背景下,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更应看到,我们在经济增长方式及结构调整方面仍无实质进步”。

  谈到市场上对明年中国GDP的预期,姚景源认为“不宜过高”,“不宜一味追求速度”,应为改革预留出空间,为结构调整创造条件。

  高盛投资管理部中国副主席哈继铭表示,短期来看,中国经济现在已经进入一个U形复苏的轨道,二、三季度是U形的底部,一季度是U形的前半段,全年的经济增长能够保持在7.5到8%的区间内。

  哈继铭指出,如果将明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在7.5%,则显现出了政府对于短期内稳定增长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明年经济增长达到8%的可能性很大。目前来看,年终以来出台的调整政策,尤其在财政方面力度的加大,以及项目审批力度的加大,效果还会进一步显现,而且这个判断短期内也无需进一步推出反周期性的刺激政策。

  对明年的货币政策,哈继铭表示,明年降息降准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因为利率的下降可能会担忧房地产价格的大幅上升,目前来看,在调控房地产的政策上,所能够运用的有效工具并不多,如果利率一旦下降,可能货币政策对于宏观经济推动的目标,和房地产的抑制的目标将会产生背离。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表示,如果要经济稳定增长,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制度安排,改革是很重要的,只有通过改革才能使经济增长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才不至于大起大落。

  曹远征指出,中国经济正在面临一个转折,连续7个季度的下滑,不仅仅是意味着宏观周期的波动,很可能是结构性的转变,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情况在发生变化。预计今年经济增长的速度维持在7.7%左右。

  对于目前中国面临的转折,曹远征指出,第一,世界经济在未来并不是很乐观,中国经济的出口导向型这种模式显然是难以持续的。第二,中国劳动力成本在持续上升,使过去低成本制造业为代表的经济增长方式是难以维持。第三,中国人口的老龄化,投资驱动型经济也会走到尽头。第四,资源和能源的约束、环境的约束也在日益加强,也要求改变经济增长的方式。

  “正是由于结构性因素朝区域性因素的变化,使得中国经济出现下行。和过去30年相比,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下降。”曹远征认为。

  曹远征认为,从明年情况来看,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转折时期,经济不能从宏观周期性波动来考虑问题,应当从结构转变的问题加以考虑,只有这样才能对中国经济有一个明显的认识,预计明年的经济增速将达到8%。

  引言: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及金融危机后新的经济环境,中国金融改革的下一步关键何在?面对新的资本、经营环境,在政策性保护经营口优势逐步失去之时,银行等金融机构如何调整自身业务、加强公司治理、防范系统风险、确保持续经营?

  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蔡锷生表示,社会主义金融市场改革要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服务,市场参与者要明确自己的位置并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改革中,退出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蔡锷生介绍了近三届党代会报告对金融改革的表述,他称,伴随着整体市场不断的完善和成熟,经济改革也在不断的深化。1979年以来,银行业改革一直是伴随我国经济改革的步伐,根据整体要求来不断改变银行业的问题,但绝对不能忘了我们的改革发展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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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锷生强调,深化金融市场改革,要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服务,这是根本,“美国金融危机、欧洲金融危机使我们看到,金融发展如果偏离了轨道会出现什么问题。”

  蔡锷生认为,金融市场参与者要在深化改革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包括政府监管部门、中介机构、法律系统、制度上。而且,要处理好市场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按照市场发展的整体规律来做。

  蔡锷生说,深化改革最主要的还是要系统、全面、深入。他认为,在改革中,退出机制这一点还需要完善。“有些毛病,有的人能调整好,有的调整不了就要淘汰,就银行来讲,可能破产,可能建立保险体系和存保机制。”

  此外,蔡鄂生还提到银行应该做好金融服务的问题,因为只有通过创新做好服务,才能使大家对银行更信任,进而给银行带来盈利。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集团行政总裁李小加表示,“摸着香港这块熟悉的石头过河,像当年H股的试点一样,一定会有很好的发展。”

  李小加认为,中国经济未来将有三个浪潮。第一是贸易;第二是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兼并收购;第三是把资本向外输出,靠货币真正的形成影响力。

  李小加表示,真正最重要的第三个浪潮就是我们能不能把我们资本向外面输出,“输出的目的不是去简单的寻求新的增长,更重要的是靠我们的资本,靠我们的货币真正的形成影响力”。

  “今后香港的功能要从‘入水口’变成‘出水口’。”李小加说,“香港一定能够帮助中国内地的政策进行突破。摸着香港已经熟悉的石头进行试点,像用20年前H股的形式,以商品特别是金属作为突破口,我觉得大有文章可做。”李小加说。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说,过去这十几年,中国在利率市场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虽然今年上半年上市公司总体的利润50%多是银行体系,但不能不能简单把银行利润高的原因归结为垄断。

  彭文生认为,银行暴利的主要因素不是垄断,而是银行利率管制。彭文生指出,在城市里面,银行业务的竞争很激烈,放开利率管制以后,一般来说银行的利差会出现减少。不过,他同时也表示,“但并非一定会减少”,现在美国的银行利差比中国高不少,美国银行平均利差三个百分点,它反映了银行真正的为中小企业服务,和风险相匹配的利差。在美国的市场,大企业主要靠资本市场融资,银行主要为中小企业融资,中小企业风险比较高,银行需要利差也是比较高。

  彭文生认为,中国当前的情况,关键是怎样让市场风险管理机制和银行利差配套,这就需要一个系统性、综合性的金融改革,“需要存款保险机制的建立,需要市场准入放宽,需要市场退出机制,而不仅仅是风险管制的问题。”

  利率管制除了带来银行暴利之外,彭文生还认为,其还使得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同时导致影子银行发展很快。彭文生说,农村人口的钱普遍还是存银行,只能享受政府利率管制的低利率,受益于银子银行的是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人。按照风险和收益的关系,这本身不应该是问题,但是这些影子银行的倡议者所承担的风险并不更大。如果监管机构能够真正的让违约的事情发生的话,市场会有一个自我约束的机制,影子银行就会受到市场的制约。